“棱镜门”事件使网络安全问题毫无遮拦地暴露在世人面前。美国长时间、大规模、如入无人之境地对一些国家进行网络监控和黑客窃密，引发了国际间对网络安全规则的新思考。

　　世界各国对于确保网络安全的重要性和制定网络空间规则的必要性没有明显的分歧，然而，国际公认的网络安全规则依然是议而不决，一片空白。

　　网络空间的出现只有几十年的历史，中国接入国际互联网也才19年，对于这一新生事物要制定国际规则当然需要时间，但这并非国际网络安全规则缺失的主要原因。互联网大国把网络空间当成了国家利益博弈的新疆域，在网络空间制定什么样的规则、如何制定规则、怎样实现网络治理等核心问题上争执不下。

　　作为网络空间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小算盘成为影响制定国际网络安全规则的最大因素。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双重考虑，谋求网络空间的长期技术和战略优势，在一些问题上我行我素：片面强调信息自由，千方百计突破他国“互联网防火墙”；单纯强调商业信息安全，为网络“军事化”留后门；紧抓互联网规则制定主导权，忽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以本国的“国家安全”和反恐需要划线，把网络攻击分为“好的”和“坏的”，搞网络安全双重标准。

　　在很大程度上，网络空间无国界。网络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符合各国的共同利益。牺牲他国利益去追求本国在网络空间的绝对安全是天方夜谭，排斥他国合理诉求去片面追求本国在网络空间的国家利益不可能持久。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看待网络空间安全及国际合作的必要性，才是正道。

　　中国政府在网络安全问题上的4条原则，应成为讨论和制定国际网络安全规则的基础：一是主权原则，不干涉别国内政；二是和平原则，不搞网络军备竞赛；三是包容原则，不歧视欠发达国家参与网络空间治理的平等权利；四是合作原则，以互利共赢的心态和姿态为网络空间建章立制，不搞零和游戏。

　　对于网络安全，美国一家说了不算；对于国际网络安全规则的制定，不能由美国一家说了算。2011年9月，中国与俄罗斯等国曾向联合国大会提交了“信息安全国际行为准则”草案，并强调联合国框架作为网络安全规则制定的主渠道作用。本周，中美两国将利用第五轮战略与经济对话的契机举行首次网络工作组会议。近来，欧洲国家以及印度、巴西、南非等新兴经济体也都在陆续就国际网络安全问题发声。“棱镜门”事件使美国政府在国际舆论面前难堪，却也无形中成了国际网络空间安全规则讨论和制定的推动力。无疑，美国仍试图在网络空间国际安全规则制定方面说了算，但需要看到的是，国际合作是网络安全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

　　“棱镜”事件持续发酵，继中国、欧盟、日本及韩国等国家被曝遭到美国监控后，巴西也成为了美国监视计划的受害者。美国将如何应对来自国际社会的指责？此外，委内瑞拉等国已表示将向前中情局雇员、“棱镜”计划泄密者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而斯诺登目前仍然滞留在莫斯科机场内。新华网记者7月8日就以上热点问题专访了美国《全球策略信息》周刊高级编辑、反情报专家杰弗瑞•斯坦伯格，以下为采访主要内容：

　　《全球策略信息》周刊高级编辑、反情报专家杰弗瑞•斯坦伯格新华网记者：7月6日，委内瑞拉总统宣布为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你认为斯诺登会选择接受并前往委内瑞拉避难吗？

　　斯坦伯格：我认为斯诺登会接受。事实上，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三国都同意向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然而，目前的问题是斯诺登如何离开莫斯科谢列梅杰沃机场的中转区前往这些国家。同斯诺登情况类似的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已经在位于伦敦的厄瓜多尔驻英国大使馆“避难”长达一年有余，一旦他踏出厄瓜多尔大使馆半步便会被英国警察拘捕。因此，目前对斯诺登来说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成功到达那些为他提供庇护的国家。

　　新华网记者：有人认为斯诺登应该回到美国接受审判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为一个盗取雇主机密文件后叛逃他国的“逃兵”。你认为若斯诺登返回美国，会不会受到公开公正的审判？

　　斯坦伯格：我认为奥巴马政府暗中审判斯诺登的可能性并不大。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追捕泄露政府非法行为的揭秘者方面，奥巴马政府比布什—切尼政府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手段。自从1917年美国反间谍法公布以来，还没有哪一任总统像奥巴马这样对泄密者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搜捕。本届美国政府在非法监听、防止政府非法行为泄露等方面也加大了力度。因此，我能理斯诺登认为如果他回到美国将会身陷险境。

　　新华网记者：奥巴马总统坚称“棱镜”计划是在美国国会与最高法院监管之下实施的。你认为像“棱镜”这样的大规模监控计划只要在国会与最高法院监管之下就可以实施，还是说无论为了何种目的通过何种方式，这样的监控计划都不应该存在？

　　斯坦伯格：目前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美国国会与最高法院都声称白宫并没有提供有关该监控计划的足够信息，以致国会与最高法院无法对监控计划进行完整的监管。事实上，从9?11袭击之后，国会与最高法院就默许美国总统按照其意愿进行几乎任何行动来保障国土安全。这也是国会与最高法院在履行宪法责任时的失职，因此导致此次的监控计划几乎完全不受任何监管。如果“棱镜”计划是在国会与最高法院监督之下进行的，那么国会与最高法院是绝不会允许美国国家安全局以甄别恐怖分子为由对普通民众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监控。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明确规定：“任何人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查封，没有合理事实依据，不得签发搜查令和逮捕令。”此外，宪法第一修正案也赋予人们在言论方面的自由，保障美国民众的通话、电子邮件以及其他互联网行为不受监控。由此可以看出，“棱镜”监控计划既违法也违宪。如果国会与最高法院对该监控计划有所耳闻，他们绝不会批准实施明显违反美国宪法条例的计划。

　　斯坦伯格：我认为“棱镜”监控计划的真正目的是将美国变为一个具备高技术含量的“警察国家”，或者说“监控国家”，以便政府可以在一些潜在的“政治动乱”发生之前对其进行控制。我所说的“动乱”并非指现在正在埃及发生的那样，而是美国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从最近十多年的情况来看，美国经济形势每况愈下，大部分普通美国人的生活前景黯淡，而且政府的努力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政府害怕其不作为导致上述“动乱”的发生，因此实施一系列监控计划，将一切可能的“动乱”苗头扼杀在摇篮之中。

　　此外，部分国会议员声称通过对电话、邮件、银行账户等进行监控，能够有效监管美国官员，使其在日常工作中不会滥用职权。然而，这样的做法是以破坏美国宪法为代价，并且威胁到这个以民主自由为核心建立起的共和国。

　　新华网记者：尽管“棱镜”计划并非完全意在反恐，但斯诺登的泄密行为或多或少给美国情报部门的反恐工作带来了麻烦。那么斯诺登的揭秘是否将美国置于潜在危险中？

　　斯坦伯格：我们可以通过最近发生的波士顿爆炸案来看这个问题。今年4月，波士顿发生了一起严重恐怖袭击。两枚炸弹在波士顿马拉松比赛终点附近发生爆炸，造成三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后经调查发现，俄罗斯安全部门曾调查过爆炸案其中一名嫌疑人，认为他有可能是一名恐怖分子，并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了关于该嫌疑人的大量细节。但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草草调查后就搁置了对该名嫌疑人的跟进。

　　事实上，美国的情报机构有能力和有机会获得大量有关潜在恐怖分子的信息。然而，当外国安全机构向美国有关部门提供了能够阻止恐怖袭击发生的情报时，美国的情报机构却“视而不见”。如今，美国国家安全局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又以甄别恐怖分子为由，要求对全美数以亿计的通话与互联网记录进行全天候监控。这样的要求实在让人无法理解。因此，如果美国政府对此次监控计划的解释是意在阻止恐怖袭击，那么在美国民众看来这样的解释可信度极低。当然，美国也不会因为“棱镜”计划的曝光而陷入危机。

　　新华网记者：世界上几乎每个国家的情报部门都会有自己的一些监控行为，这对国家安全来说是必要也是无法避免的。但与此同时，这样的行为又对人权造成了侵犯。你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之间矛盾？

　　斯坦伯格：每个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来削弱这样的矛盾。例如从法律上规定仅仅在遇到有恐怖袭击威胁或同等严重事态的情况下才能合法使用受到限制和监管的监控手段。

　　然而，这并非现在美国所面临的问题。目前的情况是从9•11事件之后美国政府就开始大规模开展针对美国普通民众的非法监控计划。之所以斯诺登会泄露机密文件，是因为美国国会和最高法院都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斯诺登事件只是一个缩影，从过去的几个月当中我们看到了大量的类似情况，有不少的泄密者站出来揭露联邦政府的违法行为：

　　2012年美国驻班加西领馆遭袭事件，奥巴马政府被指隐瞒事件真相，多名国务院官员接受国会质询；媒体曝出美国国税局收集对奥巴马政府进行攻击的“黑名单”，并对“黑名单”上的人物或机构在税务上进行刁难；两名来自美联社与福克斯新闻的记者的通话记录和邮件记录均遭到美国政府的监控。此后，又有了斯诺登事件。

　　所以，从过去几个月中我们看到的整体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揭露美国政府滥用职权、违反宪法和侵犯美国民众言论自由的行为。从2001年的9•11事件之后，这一系列问题已经开始显现。但人们对奥巴马政府的不满最近几个月才开始爆发，是因为人们最初认为奥巴马作为总统会设法改变现状，如他承诺的那样关闭关塔纳摩监狱，撤销爱国者法案，停止针对美国民众的监控计划。然而，人们对奥巴马的期许并未实现，奥巴马反而延续了前任们的做法。他认为一旦成为总统便会有巨大的权力来控制美国民众，控制国会与最高法院，哪怕是通过违法违宪的方式。如今，已有泄密者从国务院、国税局以及其他政府机构站出来揭露美国行政部门已彻底失控，正在向“老大哥独裁”的方向前行。

　　新华网记者：如你所说，国会和联邦法院没有履行职责。有没有可能美国政府正在进行另外一些不为人所知的监控计划？以后又会不会有类似监控计划的出现？

　　斯坦伯格：目前，一部分能够接触到内幕情况的爱国人士已经开始向媒体透露内幕消息，迫使国会与最高法院受到舆论压力并重新履行其职务。就我个人而言，在这方面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只有通过让国会与最高法院重新履行起他们的职责，才可能了解并制止类似于“棱镜”的非法监控项目。

　　新华网记者：除了对美国本土进行监视外，“棱镜”计划也对欧盟、韩国、日本等美国盟友实施了监视，而这些国家几乎不可能对美国发动恐怖袭击。那么美国将如何面对来自盟友的指责？美欧关系又将如何发展？

　　斯坦伯格：我认为斯诺登的泄密会对美国与欧盟国家的关系造成一定的影响。有消息称美国和英国在监听国家元首方面合作紧密。试想如果在类似G8或者G20这样的国际峰会上，知道其他国家的计划或是元首的私密谈话内容，将会是多么大的“优势”。所以，近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对美国与英国合伙监听德国与其他欧盟国家表示愤怒。

　　的确，每个大国的情报部门都会有类似“棱镜”这样的监控行为。但美国与英国此次实施的监控计划范围之广、程度之深，超过任何国家类似监控计划的规模，并招致欧盟的强烈反对。欧洲与美国即将召开欧美自贸协议谈判，在谈判中双方可能会就涉及恐怖袭击或严重犯罪的情报共享事宜进行磋商。我认为，由于欧盟不满美国私下对其进行监视，欧盟或将开始限制甚至取消欧美之间的“大数据”共享。就目前来说，斯诺登的“故事”还在持续发展中，并没有走向结尾。斯诺登已将大量的机密文件备份转交给英国《卫报》、美国《华盛顿邮报》及其他机构。此外，我相信还有更多的“斯诺登”正在蓄势待发，准备揭露美国政府的非法行径，除非美国政府限制或停止类似“棱镜”的监控计划。

　　新华网记者：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指责中国对其进行网络攻击，而斯诺登揭露的机密文件显示中国才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你认为斯诺登的泄密将如何影响中美关系？

　　斯坦伯格：我认为值得关注的一点是斯诺登泄密事件正好发生在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的加州会晤前夕。美国将“网络安全”这一议题带到了“习奥会”上，指责中国对美国发起网络战争。而现在根据斯诺登所泄露的文件来看，事实上是美国对中国发起网络攻击。我认为，目前对两国来说最重要的是一起坐下来协商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网络行事准则”，以保障两国就网络间谍活动或是利用科技发动网络战争等事宜达成共识。

　　在两国元首会晤之前，中国就宣布将参加一个针对网络安全规则制定的联合国项目。此外，两国也会在即将于华盛顿举行的中美战略对话上商讨相关事宜。因此，我认为斯诺登事件给中美两国关系，尤其是在网络安全方面，带来了非常积极的影响。正因为斯诺登的爆料，中美双方都比以前更清楚对方的底细，所以两国高层在商谈网络安全事宜时能更加开诚布公，商讨并制定在互联网领域的“行事准则”。由于中美双方都不愿意“主动”放弃在网络领域的掌控，所以当下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将这一影响中美两国关系的“冲突点”转变为能使双方共赢的“合作点”。